選民、特朗普和聯儲局：塑造2026年美國經濟的三大力量

塑造2026年美國市場的關鍵政策節點

2025年，關稅、數據斷檔、通脹意外和政治波動共同重塑了經濟格局。今年將不再由相同的力量主導。一切都關乎權力——誰掌握權力、誰行使權力，以及他們願意將權力運用到何種程度。美國中期聯邦選舉、下一任聯儲局主席的任命，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政策持續引發的衝擊波，是今年引導美國經濟的三大力量。這絕非誇大其詞：通脹、利率、赤字和全球貿易動態都將追溯至這些源頭。要理解2026年，必須理解選舉、聯儲局以及總統將帶來什麼。

支撐並威脅2026年經濟的三大支柱

1. 中期選舉：2026年的政治變數

2026年中期選舉不僅是一場普通選舉——它是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景順（Invesco）對此有明確指出，稱中期選舉如同政治「恒溫器」。在過去22個選舉週期中的20次，總統所在政黨都失去了衆議院席位。若這一歷史模式延續，則特朗普的議程將遭遇阻力；若該模式被打破，市場則必須計入更具深遠影響的情景——即權力集中於數十年來最具干預性的美國經濟計劃之中。

瑞銀強調了此次選舉的規模：全部435個衆議院席位、35個參議院席位以及近40個州長職位都將改選。選舉結果將決定特朗普推行的關稅、減稅、去監管化、產業政策以及擴大出口管制措施能否繼續推進。

共和黨若大獲全勝，將成爲政策加速器，進一步提高關稅升級、延長減稅、快速推進去監管化以及爲結構性更高赤字提供堅定政治支持的可能性。若共和黨表現疲弱，則將導致政治僵局和政策摩擦，迫使投資者重新評估特朗普政策議程中究竟有多少內容具有真正的可持續性。

高盛的評估雖顯保守但準確：中期選舉可能「影響市場情緒，並對股票、利率和美元產生潛在影響」。

2. 央行轉向：2026年決定性的權力轉移

2026年最重要的變量並非某項數據發佈，而是誰將執掌聯儲局。隨着主席傑羅姆·鮑威爾的任期於5月結束，摩根大通稱此次任命是「2026年最重要的事件」。如果最高法院進一步擴大總統對其他聯儲局職位任命的權限，從而增強行政當局的影響力，這一任命的重要性將更加凸顯。

預測市場目前更傾向於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Kevin Hassett，而非現任聯儲局委員Christopher Waller。Hassett體現了一種以增長優先、更能容忍通脹的哲學理念，這與鮑威爾的正統立場形成鮮明對比。摩根士丹利將此視爲一種潛在轉變——即從嚴格抗擊通脹轉向與政府財政和監管優先事項保持一致的積極主義立場。

聯儲局最新發布的經濟預測摘要強化了這一趨勢，反映出決策者正在重新校準他們對經濟增長和利率的預期。

聯儲局近期的預測顯示終端利率（被視爲經濟的中性利率）將更低，同時長期GDP預期更爲強勁，這呼應了Hassett的觀點，即美國經濟能夠維持更強的趨勢增長率。

制度層面的動態變化進一步加重了這一轉變的分量。瑞銀指出，2026年1月全部12位地區聯儲主席都將面臨重新任命，這實際上將在新任主席上任之際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進行一次全面重置。由此產生的不僅是領導層更替，更是聯儲局機構性格的重構。

令形勢更加複雜的是，通脹依然頑固。UBS估計，額外關稅成本中將有30個點子至40個點子（0.3%至0.4%）在2026年初傳導至物價，使通脹維持在接近3%的水平。J.P. Morgan同樣預計通脹將持續高於目標水平。

簡言之，聯儲局必須在通脹加劇、政治動機增強的精確時刻轉向。這並非一次常規的寬鬆週期，而是一次貨幣政策體制的轉變，市場也將如此定價。

3.特朗普的政策衝擊：2026年通脹背後的結構性風險

塑造2026年美國經濟的第三股力量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持續影響：關稅、減稅、放松管制以及產業政策。這些力量並未減弱，而是繼續定義着通脹動態、財政狀況和企業行爲。

關稅仍是推高通脹最有力的因素。UBS在其 美國通脹月報中指出，2025年關稅使整體消費者價格指數上升了46個點子至70個點子，使核心通脹上升了24個點子至30個點子。預計2026年初還將有另外30個點子至40個點子的傳導效應，使核心個人消費支出通脹維持在接近3%的水平，並限制貨幣政策所能提供的緩解空間。

法律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了這一影響。美國最高法院將於2026年年中就這些關稅的合法性作出裁決，這些關稅是依據美國 《緊急經濟權力法》頒佈的。J.P. Morgan警告稱，即使裁決限制了這些關稅，政府也可能通過其他法規重建類似的關稅授權，從而確保政策波動性仍將處於高位。

財政政策強化了這一動態。高盛估計，《 一個宏大而美麗的法案 》可能在十年內使赤字增加3.4萬億美元。富國銀行指出，儘管該法案的效果是提振消費——尤其是在2026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早期退稅和主要退稅季——但它對改善長期財政可持續性作用甚微。

去監管化進程也在加速。高盛預計，金融、能源和製藥行業將再次出現監管放鬆，這雖然提升了短期盈利能力，但與關稅和巨額赤字相結合，卻加劇了結構性不穩定。年內預計還將出台額外的技術和戰略性出口管制措施，進一步重塑供應鏈和企業風險狀況。

這些力量共同營造出一個通脹頑固、赤字高企且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的環境——這將成爲聯儲局政策轉向和中期選舉上演的背景。

隨着2026年逐步展開，真正的風險與機遇並非來自數據，而是源於華盛頓所做出的決策。選舉、聯儲局的轉型以及特朗普政策議程留下的持續衝擊波，對通脹、增長和市場行爲的影響將遠超任何模型的預測。這一年建立在三大權力支柱之上，每一支柱都有能力支撐或動搖宏觀格局。當前的挑戰已不再是預測經濟週期，而是駕馭一個政策本身 是 主導週期的制度環境。

資料來源：Federal Reserve、UBS、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摩根士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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